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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接受«公教文明»期刊访谈全文(8)

来源:梵蒂冈电台  作者:天主教周村教区  发表于:2013-10-23 08:21:48  浏览:18

艺术与创意

    教宗引用歌剧«杜兰朵»谈希望的奥秘让我感动。我想更好地了解教宗方济各的艺术和文学观点。我向他提起他曾在2006年说过:伟大的艺术家懂得用美来表达生活上的悲惨事实及痛苦。我于是问教宗谁是他喜爱的艺术家和作家,他们之间是否有某些共同点……

   “
我很喜欢各式各样的作家。我非常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j)和荷尔德林(Hölderlin)。我愿意提起荷尔德林为他祖母的生日作的抒情诗,这首诗非常美,使我在精神上获益良多。诗的末尾写道,愿人持守孩提时作的许诺。我为之感动,也是因为我十分爱我的祖母罗萨。荷尔德林在诗中将他的祖母比作生了耶稣的圣母玛利亚,把耶稣当作他在现世的朋友,耶稣没有将任何人视为外人。

    我读了3遍曼佐尼(Manzoni)的«婚约夫妇»I Promessi Sposi),现在这本书就放在桌子上,我打算再读一遍。曼佐尼对我帮助很大。在我儿时,祖母就教我背诵这本小说开头的话:科莫湖上的分支沿着连绵不断的两座山峦,向南方流去……我也很喜欢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

   “在画家方面,我佩服卡拉瓦乔:他的油画向我说话。我也喜欢夏加尔的«白色十字苦像
» ……”

    在音乐家方面,我当然喜爱莫扎特(Mozart)。他的C小调弥撒曲中的« Et Incarnatus est »(降生成人)无与伦比:它将你提升到天主跟前!我喜欢听克拉拉·哈斯基尔(Clara Haskil)演绎的莫扎特的曲子。莫扎特的曲子充满了我:我无法思索他的曲子;我必须听。我喜欢听贝多芬(Beethoven)的作曲,尤其是他极富独创的表达。最能表达这种独创性的是富特文格勒(Furtwängler)的演绎。此外,我也喜欢巴赫(Bach)的«耶稣受难»le Passioni)。他根据玛窦福音苦难史中伯多禄的哭泣而谱写的« Erbarme Dich »(请垂怜我)是我非常喜爱的曲目,卓越绝顶!我也喜欢瓦格纳(Wagner),只是程度不同。我喜欢听他的音乐,但不经常。他的作品« La Tetralogia dell’Anello »(指环)于1950年在斯卡拉歌剧院上演,由富特文格勒指挥;那场演奏为我是最好的一次。我也同样喜爱克纳佩茨布(Knappertsbusch)在1962年指挥的那场« Parsifal »(帕西法尔)。


   “我们也该谈谈电影。费里尼(Fellini)的«道路»La strada)也许是我最喜爱的一部影片。我认同这部影片,其中有隐喻圣方济各的成分。另外,我相信我在1012岁那几年看了安娜·马尼亚尼(Anna Magnani)和阿尔多·法布里齐(Aldo Fabrizi)演的所有影片。我很喜爱的另一部影片是«罗马,不设防的城市»Roma città aperta)。我的电影摄影文化尤其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经常带我们去电影院。


   “一般而言,我喜爱悲剧艺术家,尤其是经典艺术家。塞万提斯(Cervantes)藉青年骑士卡拉斯科(Carrasco)的口道出了一个美好定义,这位骑士称赞«吉诃德先生»Don Chisciotte)的故事说:幼童人手一册,青年喜爱阅读,成人领会其意,老年人赞不绝口。在我看来,这是为经典作品下的好定义。


    我意识到我被教宗的这些见解迷住了,而且在进入他的艺术选择的门庭时,也愿意进入他的生命。我想像这需要走一段漫长旅程,它也会包括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到«芭比特的盛宴»Il pranzo di Babette)这段时期的电影。我想起教宗在其它场合提到的其他作家和其它作品,即使不那么重要或出名或带有地方性的,如:何塞·埃尔南德斯(José Hernández)的史诗«马丁·菲耶罗»Martín Fierro)、尼诺·科斯塔(Nino Costa)的诗篇、路易吉·奥尔塞尼戈(Luigi Orsenigo)的«大逃亡»Il grande esodo)。我也想到约瑟夫·马莱格和何塞·玛利亚·佩曼(José María Pemán)。当然还有但丁(Dante)和博尔赫斯(Borges),以及莱奥波尔多·马雷夏尔(Leopoldo Marechal),他是« Adán Buenosayres »(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 El Banquete de Severo Arcángelo »(严厉总领天使的宴席)和« Megafón o la guerra »(战争)的作者。我特别想到博尔赫斯,因为28岁的贝尔格里奥在圣达菲(Santa Fé圣母始胎无染原罪高中Colegio de la Inmaculada Concepción)教书时与他有过直接交往。贝尔格里奥为这所高中最后两年的学生授课,鼓励他的学生们进行创意写作。我也有过类似经验,我在他的那个年龄曾在罗马的马西莫中学教书,创立了炸弹卡小组。我向教宗叙述了这件事,然后请教宗谈谈他的经验。


    教宗回答说:我的经验有点冒险。我必须想办法让我的学生们研读埃尔西德(El Cid)的作品,可是孩子们不喜欢他的作品。他们要求阅读加西亚·洛尔卡(García Lorca)的作品。于是我决定让他们在家里研读埃尔西德的著作,我则在课堂上讲解孩子们较喜欢的作家。显然,年轻人喜欢阅读比较热辣的文学作品,当代的如«不忠贞的妻子»La casada infiel),或古典的如费尔南多··罗哈斯(Fernando de Rojas)的«塞莱斯蒂娜»La Celestina)。可是在阅读这些一时吸引他们的作品时,他们也养成对一般文学、诗作的嗜好,进而阅读其它作品。这为我是一次重要经验。我完成了教学计划,但用的不是结构化方式,即没有按照规定的作家读物顺序,而是顺其自然。这种方式很适合我:我不喜欢制定生硬的教学计划,只求多少知道要达到目的的方向即可。那时我也开始让学生们练习写作。最终我决定把学生们写的两篇作文拿给博尔赫斯看。我认识他的秘书,她是我过去的钢琴老师。博尔赫斯非常喜欢这两篇作文,他便提议为一本文集写引言。

    我问教宗:那么,圣父,创意在人的一生中重要吗?他笑着回答我:为一名耶稣会士极为重要!耶稣会士必须是有创意的人。



边缘地区和实验室


    可见,创意为耶稣会士极其重要。教宗方济各接见«公教文明»期刊的耶稣会士及合作者时,为耶稣会士的文化工作清楚指出了其它3个重要特性。我的思绪回到2013614那天。我记得教宗会晤全体人员之前,同我的谈话中已预先提到这3个特性:对话、分辨、边缘地区。他特别强调了最后一点,援引保禄六世教宗曾向耶稣会士们谈的那番著名的话:教会无论在哪里,即使在最困难和险要的园地,在思想意识的十字路口,在社会战壕,人的迫切需要与福音永恒讯息彼此间的交流就一直存在,那里也就一直有你们耶稣会士。

    我请教宗方济各说明几个问题:您要我们小心不陷入驯化边缘地区的诱惑:我们必须走向边缘,而非将边缘带回家,给它涂上点油漆,驯化它。您指的是什么?确切地说,您想告诉我们什么?这篇访谈是耶稣会负责的各份期刊彼此商定的:您愿意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哪些该当是他们的首要之务?


   “我向«公教文明»期刊指出的3个关键词也适用于耶稣会的所有期刊,或许根据每份期刊的特性和目标,在着重点上有所不同。当我强调边缘地区时,我特别指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必须进入他所工作和思索的环境。我们常陷入生活在实验室里的危险。我们的信仰不是实验室的信仰,而是行走中的信仰,是历史中的信仰。天主自我启示是件历史事实而非抽象真理的概要。我怕实验室,因为在实验室里产生问题,然后把问题带回家,在离开它们环境的地方,驯化它们,给它们涂上油漆。我们无须将边缘地区带回家,却要在那里生活,做勇敢的人。


    我问教宗能否根据他的个人经验举出一些实例。教宗答道:每当谈到社会问题,聚在一起研究贫民区的吸毒问题是一回事,到问题存在的地方,在那里住下来就近了解和研究问题却是另一回事。雅鲁培神父给社会研究及行动中心Centros de Investigación y Acción Social)写的一封真知卓见的信谈及贫穷,他明确指出,若不直接置身有贫穷的地方去体验,就无法谈贫穷。置身是个危险词,因为有些修会会士把它当成一种风气,由于缺乏分辨而酿成大错。可是,亲身体验着实重要。


   “边缘地区多的是。让我们想想在医院工作的修女们:她们生活在边缘地区。我现在活着,得感谢她们中的一个。我肺部有问题住院时,医生给了我一定剂量的青霉素和链霉素。病房的修女将剂量增至3倍,因为她有敏性,整天同病人在一起,知道该做什么。医生确实很棒,活在他的实验室里,修女则活在边缘地区而且天天同这个地区打交道。驯化边缘地区就是仅限于从远处说话,将自己关进实验室。实验室有它的用处,但对我们来说,反思必须始终从经验出发。


(梵蒂冈电台译)





 

艺术与创意

教宗引用歌剧«杜兰朵»谈希望的奥秘让我感动。我想更好地了解教宗方济各的艺术和文学观点。我向他提起他曾在2006年说过:伟大的艺术家懂得用美来表达生活上的悲惨事实及痛苦。我于是问教宗谁是他喜爱的艺术家和作家,他们之间是否有某些共同点……。

“我很喜欢各式各样的作家。我非常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j)和荷尔德林(Hölderlin)。我愿意提起荷尔德林为他祖母的生日作的抒情诗,这首诗非常美,使我在精神上获益良多。诗的末尾写道,愿人持守孩提时作的许诺。我为之感动,也是因为我十分爱我的祖母罗萨。荷尔德林在诗中将他的祖母比作生了耶稣的圣母玛利亚,把耶稣当作他在现世的朋友,耶稣没有将任何人视为外人。

我读了3遍曼佐尼(Manzoni)的«婚约夫妇»(I Promessi Sposi),现在这本书就放在桌子上,我打算再读一遍。曼佐尼对我帮助很大。在我儿时,祖母就教我背诵这本小说开头的话:‘科莫湖上的分支沿着连绵不断的两座山峦,向南方流去……。’我也很喜欢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

“在画家方面,我佩服卡拉瓦乔:他的油画向我说话。我也喜欢夏加尔的«白色十字苦像» ……”

在音乐家方面,我当然喜爱莫扎特(Mozart)。他的C小调弥撒曲中的« Et Incarnatus est »(降生成人)无与伦比:它将你提升到天主跟前!我喜欢听克拉拉·哈斯基尔(Clara Haskil)演绎的莫扎特的曲子。莫扎特的曲子充满了我:我无法思索他的曲子;我必须听。我喜欢听贝多芬(Beethoven)的作曲,尤其是他极富独创的表达。最能表达这种独创性的是富特文格勒(Furtwängler)的演绎。此外,我也喜欢巴赫(Bach)的«耶稣受难»(le Passioni)。他根据玛窦福音苦难史中伯多禄的哭泣而谱写的« Erbarme Dich »(请垂怜我)是我非常喜爱的曲目,卓越绝顶!我也喜欢瓦格纳(Wagner),只是程度不同。我喜欢听他的音乐,但不经常。他的作品« La Tetralogia dell’Anello »(指环)于1950年在斯卡拉歌剧院上演,由富特文格勒指挥;那场演奏为我是最好的一次。我也同样喜爱克纳佩茨布(Knappertsbusch)在1962年指挥的那场« Parsifal »(帕西法尔)。”

“我们也该谈谈电影。费里尼(Fellini)的«道路»(La strada)也许是我最喜爱的一部影片。我认同这部影片,其中有隐喻圣方济各的成分。另外,我相信我在10至12岁那几年看了安娜·马尼亚尼(Anna Magnani)和阿尔多·法布里齐(Aldo Fabrizi)演的所有影片。我很喜爱的另一部影片是«罗马,不设防的城市»(Roma città aperta)。我的电影摄影文化尤其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经常带我们去电影院。”

“一般而言,我喜爱悲剧艺术家,尤其是经典艺术家。塞万提斯(Cervantes)藉青年骑士卡拉斯科(Carrasco)的口道出了一个美好定义,这位骑士称赞«吉诃德先生»(Don Chisciotte)的故事说:‘幼童人手一册,青年喜爱阅读,成人领会其意,老年人赞不绝口。’在我看来,这是为经典作品下的好定义。”

我意识到我被教宗的这些见解迷住了,而且在进入他的艺术选择的门庭时,也愿意进入他的生命。我想像这需要走一段漫长旅程,它也会包括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到«芭比特的盛宴»(Il pranzo di Babette)这段时期的电影。我想起教宗在其它场合提到的其他作家和其它作品,即使不那么重要或出名或带有地方性的,如:何塞·埃尔南德斯(José Hernández)的史诗«马丁·菲耶罗»(Martín Fierro)、尼诺·科斯塔(Nino Costa)的诗篇、路易吉·奥尔塞尼戈(Luigi Orsenigo)的«大逃亡»(Il grande esodo)。我也想到约瑟夫·马莱格和何塞·玛利亚·佩曼(José María Pemán)。当然还有但丁(Dante)和博尔赫斯(Borges),以及莱奥波尔多·马雷夏尔(Leopoldo Marechal),他是« Adán Buenosayres »(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 El Banquete de Severo Arcángelo »(严厉总领天使的宴席)和« Megafón o la guerra »(战争)的作者。我特别想到博尔赫斯,因为28岁的贝尔格里奥在圣达菲(Santa Fé)“圣母始胎无染原罪高中”(Colegio de la Inmaculada Concepción)教书时与他有过直接交往。贝尔格里奥为这所高中最后两年的学生授课,鼓励他的学生们进行创意写作。我也有过类似经验,我在他的那个年龄曾在罗马的马西莫中学教书,创立了“炸弹卡”小组。我向教宗叙述了这件事,然后请教宗谈谈他的经验。

教宗回答说:“我的经验有点冒险。我必须想办法让我的学生们研读埃尔西德(El Cid)的作品,可是孩子们不喜欢他的作品。他们要求阅读加西亚·洛尔卡(García Lorca)的作品。于是我决定让他们在家里研读埃尔西德的著作,我则在课堂上讲解孩子们较喜欢的作家。显然,年轻人喜欢阅读比较 ‘热辣’的文学作品,当代的如«不忠贞的妻子»(La casada infiel),或古典的如费尔南多·德·罗哈斯(Fernando de Rojas)的«塞莱斯蒂娜»(La Celestina)。可是在阅读这些一时吸引他们的作品时,他们也养成对一般文学、诗作的嗜好,进而阅读其它作品。这为我是一次重要经验。我完成了教学计划,但用的不是结构化方式,即没有按照规定的作家读物顺序,而是顺其自然。这种方式很适合我:我不喜欢制定生硬的教学计划,只求多少知道要达到目的的方向即可。那时我也开始让学生们练习写作。最终我决定把学生们写的两篇作文拿给博尔赫斯看。我认识他的秘书,她是我过去的钢琴老师。博尔赫斯非常喜欢这两篇作文,他便提议为一本文集写引言。”

我问教宗:“那么,圣父,创意在人的一生中重要吗?”他笑着回答我:“为一名耶稣会士极为重要!耶稣会士必须是有创意的人。”


边缘地区和实验室

可见,创意为耶稣会士极其重要。教宗方济各接见«公教文明»期刊的耶稣会士及合作者时,为耶稣会士的文化工作清楚指出了其它3个重要特性。我的思绪回到2013年6月14日那天。我记得教宗会晤全体人员之前,同我的谈话中已预先提到这3个特性:对话、分辨、边缘地区。他特别强调了最后一点,援引保禄六世教宗曾向耶稣会士们谈的那番著名的话:“教会无论在哪里,即使在最困难和险要的园地,在思想意识的十字路口,在社会战壕,人的迫切需要与福音永恒讯息彼此间的交流就一直存在,那里也就一直有你们耶稣会士。”

我请教宗方济各说明几个问题:“您要我们小心不陷入‘驯化边缘地区的诱惑:我们必须走向边缘,而非将边缘带回家,给它涂上点油漆,驯化它。’您指的是什么?确切地说,您想告诉我们什么?这篇访谈是耶稣会负责的各份期刊彼此商定的:您愿意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哪些该当是他们的首要之务?”

“我向«公教文明»期刊指出的3个关键词也适用于耶稣会的所有期刊,或许根据每份期刊的特性和目标,在着重点上有所不同。当我强调边缘地区时,我特别指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必须进入他所工作和思索的环境。我们常陷入生活在实验室里的危险。我们的信仰不是实验室的信仰,而是行走中的信仰,是历史中的信仰。天主自我启示是件历史事实而非抽象真理的概要。我怕实验室,因为在实验室里产生问题,然后把问题带回家,在离开它们环境的地方,驯化它们,给它们涂上油漆。我们无须将边缘地区带回家,却要在那里生活,做勇敢的人。”

我问教宗能否根据他的个人经验举出一些实例。教宗答道:“每当谈到社会问题,聚在一起研究贫民区的吸毒问题是一回事,到问题存在的地方,在那里住下来就近了解和研究问题却是另一回事。雅鲁培神父给‘社会研究及行动中心’(Centros de Investigación y Acción Social)写的一封真知卓见的信谈及贫穷,他明确指出,若不直接置身有贫穷的地方去体验,就无法谈贫穷。‘置身’是个危险词,因为有些修会会士把它当成一种风气,由于缺乏分辨而酿成大错。可是,亲身体验着实重要。”

“边缘地区多的是。让我们想想在医院工作的修女们:她们生活在边缘地区。我现在活着,得感谢她们中的一个。我肺部有问题住院时,医生给了我一定剂量的青霉素和链霉素。病房的修女将剂量增至3倍,因为她有敏性,整天同病人在一起,知道该做什么。医生确实很棒,活在他的实验室里,修女则活在边缘地区而且天天同这个地区打交道。驯化边缘地区就是仅限于从远处说话,将自己关进实验室。实验室有它的用处,但对我们来说,反思必须始终从经验出发。”
(梵蒂冈电台译)



文本源自梵蒂冈广播电台网页
http://zh.radiovaticana.va/news/2013/10/22/教宗方济各接受«公教文明»期刊访谈全文(8)/ci2-739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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