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在中国

    宋代文人黄山谷有此关于读书的名言：「人胸中不用古今浇灌，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可见读书实能陶冶性情、提高气质、增长智慧、滋润生命。

    中国人很着重读书、很敬佩「读书人」，很崇尚书香世代的家族。平庸一点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透过读书可找到美满生活。高雅一点看，博 览群书能增广见闻，扩阔视野胸怀，能使人摆脱粗陋，超越封闭，洞悉天地之辽阔，了解历史之浩瀚，体会人生之奥妙，能导人与古人游，与智者会、与圣贤豪杰交 友。

    四书五经、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散文小说，数千年文化精华凝聚于书本，中国人要读的书多着呢。还有各家各派，各门学术、科技、艺术都有其专书宝诀，读之不尽。

    在宗教方面，书本典籍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试看佛教之传入我国，唐代僧侣如唐玄奘等，历尽艰辛，西游至印度取真经，继而译经、研经、解经，这番工夫影响至大，促进佛教在我国扎根茁壮，发展广传，传流深远。

    我们试问：在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历程中，圣经 ─基督徒的经典，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一块典籍为文化支柱的土地，在一个重视文字、书本的国家，圣经在信徒团体中占何地位？

圣经在中国的「行走」与「成长」

     基督徒的圣经是一本会「行走」，会「成长」的书。保禄描写「圣道的奔驰」（得后三：1），路加也谈及「圣言的成长」（宗六：7；十二：24；十三:： 49；十九：20）。当然，圣经成文成书之后在内容及文字上不可增长，但它的意义、效能、传播之广阔，影响之深远，却不断与时俱增。借着见证它、活出它的 人，圣言的可信性及真实性不断增加，借着圣经学者及神学家的研究，它能在深度方面长进，借着礼仪、牧民及灵修，它增广其活力。大额我略有此妙句：「圣经随 着它的被阅读而增长」。(注一)从它的写成至今二十多世纪以来，圣经行走及成长了不少，它被传于世界各地，被翻译成二千多种文字(注二)，渗透整个西方文 化，被演绎成诗歌、舞蹈、音乐、戏剧、电影、图画、雕塑，成为西方文学及艺术的「基本符号」(注三)，更影响了各门各派的哲学思想及人生观。

    在中国，圣经传入只有四、五个世纪，与华夏五千年悠久历史相比，只不过是短短的一段；但无可否认，进入中国后，圣经也在中华大地「行走」、「成长」。起初进度缓慢，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的数十年却由细步转至奔驰。

（ａ） 传教初期

    公元十六至十八世纪，天主教渐渐在中国发展，在教会历史中，那时正值特利腾大公会议后的保守时期，传教士们与当时普遍的见解一般，认为圣经应小心谨慎地阅 读。为防误解，普通教友不需直接阅读圣经。为信仰而言，最重要的经典不是圣经，而是教理。传教士们也不一定携带圣经来中国传教，按当时西方的一般情况，他 们自己读圣经也多是透过弥撒读经经本，而非直接与整本圣经接触。为此，天主教在中国，为人乐道的是其伟大博学的传教士、壮观的教堂、严密的组织、高度的效 率、慷慨宽宏的慈善功绩、独特的礼仪及宗教习俗等等，而非经典及宗教文学。就算在基督徒心目中，圣经是信仰的源流与根基的意识并不清晰。为一般教友，祈祷 经本或要理问答比圣经更亲切。

    圣经的中文翻译也出现得相当迟。基督教踏入中国不久，在十九世纪末已有好几种圣经中译本，天主教虽然已于一六一五年获得教宗保禄五世批准将圣经翻译，却要等到二十世纪中叶，才有思高圣经学会译释的中文圣经出版，普遍通用。

    不过，圣经的迟被翻译及少被直接引用不等于它在中国教会发展中不关重要。其实，初期传教士无论在福传、教理讲授、牧民训导或礼仪宣讲中，都大量引用及讲解 圣经。透过口传，很多信徒，虽未读圣经，却对圣经故事十分熟悉，且能领会其深义。也有传教士将圣经事迹编写成书，尤其有关耶稣的生平事迹，最为信徒们爱 听、爱读。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就于一六三五年编写了一本「天主降生言行记录」，以叙述耶稣生平的方式来介绍四本福音的内容。以后两世纪陆续有「圣经直解」或「圣经浅解」等 书本出版，从礼仪、神修及牧民角度解释圣经的不同片段。(注四)

（ｂ） 梵二的推动

    梵二之后，整个教会都致力更新，一面返璞归真，一面向世界开放，将福音传入现代社会。圣经的重要性在教会的意识及生活上大大提高。梵二《天主的启示教义宪 章》开宗明义指出圣经是天人交谈、天人契情的表露：「天主因祂的慈善和智慧，乐意把自己启示给人，并使人认识祂旨意的奥秘……不可见的天主，为了祂无穷的 爱情，藉启示与人交谈，宛如朋友」(注五)。基督徒的天主是一个创造人，爱人，喜欢与人沟通的天主。祂向人显露自己，也使人因此而对自身的价值、意义及取 向，有更深的认识和珍惜。

    教会从圣经中不断吸收滋养及活力，深信「天主的圣言 具有那么大的效力和德能，以致成了教会的支柱和力量，巩固教会子女们的信仰，成为他们灵魂的食粮及灵修生活永久和清澈的泉源」(注六)。所以必须让信友们 直接地、广泛地接触圣经。在圣经中成文的启示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历史中实现，是实在的，可体会的。在这天人交谈中，人能透过一件件事情，一段段的记载，悟 出天主的救恩计划。这启示不停留于信息或认知的层面，而是为使人「分享天主的美善」(注七)，使天地感通，神人契情。读圣经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对文字的了 解，而是正如大额我略所说： 「读圣经就是学习如何透过主的说话，去认识祂的心」(注八)。读主言、入主心，这个概念，在教会的传统中，一直根深蒂固，教会早期教父们十分重视这幅度。

    语言及文字不是绝对的，书本始终是一个沟通媒介，用以达意、用以表心、用以通情、用以传神、用以启发思想情怀。圣经也不例外，它以有限的人言传达无限的主 言，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可说是超载的，含有无穷内蕴，潜藏着一股奥妙莫测的动力及一个天人相遇的机缘。今日教会愈来愈强调这点：读圣经不可止于对经文 作学术性的「解」与「释」，更应设法达到「融」与「通」，与发言的天主相感应，起共鸣。务使读经者能有「基督的心意」（格前二：16），「怀有基督耶稣所 怀有的心情」（斐二：5），及体验到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

    耶稣在离世升天前曾这样应许：「我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担负。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到时，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若十六：12-13）。 启示之成言、成文、成书，这整个过程都在圣神的引导下完成。保禄清楚地指出圣经是「受天主默感写成」（弟后三：16）。「默感」这词，无论在希腊文或拉丁 文都潜藏着「嘘气」的意义；在圣经中有圣神的气息，有一股动力，催人向善，引人迈向成全（参阅弟三：16），使人「获得得救的智慧」（弟三：15）。圣经 在默感下写成，被动地吸收圣神的气息，也处处发散着这股气息并主动地吹读者以气，启发读者。所以，如奥利振所说，阅读圣经不可能没有圣神临在、辅助，因为 读经本身就是：「按圣神之意去聆听圣神之言」(注九)。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他的《圣神默感》通谕中也说：「我们若要了解和解释圣经之意义，便需要同一位圣神 降临，需要祂的光照和恩宠」(注十)。默感是圣神在圣经形成阶段的化工，诠释圣经则可说是这化工的延续，虽然方式不同。「圣经既由圣神写成，就该遵照同一 的圣神去阅读、去领悟」。(注十一)

    这种属灵的、动态的特质，不但重推理分析，也重心领神会，妙悟贯通的读经方式，把圣经与中国文化拉近，使人能体会那种「拍案叫绝」的震撼力，那种「绕梁三日」的甘美，或那种「相逢恨晚」的珍惜。

（ｃ） 新展望

   梵二这股清新的灵气自一九六五年大公会议结束后，很快便发散于全球。在中国方面，港、澳、台等教会立即响应更新，大陆却因政治关系，梵二精神迟到了二十多年。不过，改革开放后，大陆教会勇敢面对重重困难，急起直追，快步猛进。

    笔者最近十年经常去大陆各大修院授课，教授新约释经，也曾以圣经为中心，带领神父、修女作退省或进修。显而易见，国内的年青神父、修生、修女对圣经的兴趣 甚浓，研读精神可嘉，求知欲很盛。除了学术释经外，他们都很关心怎样以圣经为神修基础，在牧灵工作上如何应用圣经，怎样引导教友们勤读圣经，爱上圣经及活 出圣经。

     二十多年前，在大陆要找一本圣经来读，不是易事。现在情况好转了，拥 有圣经、时常诵读，已毫不困难。不过，圣经不是一本易读的书，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图书馆，包括了七十三本不同年代写成、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文学体材及写作风 格的书，要进入境界，把握其讯息，需要一些指引、一些入门功夫，不能妄想无师自通。在大陆，教圣经的老师及导人读经的书本资料还相当欠缺。最近十数年有不 少神父、修女负笈欧美，攻读神哲学各学科，其中读圣经也不乏人，已有好几位学成回国，在修院教授圣经各科目，也热心推动圣经牧民工作。他们有热忱、有理 想，是中国教会的希望，只是他们的数目还太小，实力也不强。在此衷心祝福及鼓励他们，愿他们人数增多，彼此互联互助，努力不懈，能有创意地、有效地、更深 入地把圣经带入教友们的生活中。

    一个令人鼓舞及感恩的事实是在港、澳、台各地 平信徒们对圣经的热爱，与时俱增。平信徒们发起及带领的研经班、圣经分享小组、圣经进修课程等多采多姿的活动使教友生活更活泼、更有深度、更团结。在大陆 的信友团体中，虽然资源与自由空间都有限，这些活动仍不缺。这都是天主圣神带领教会的迹象。还有，在海外的天主教华人团体中，圣经真的愈来愈成为教友们生 命动力及平安喜乐之源，笔者曾在最近数年到过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洲及美加一些华人天主教团体作圣经研讨会及讲座，被信友们对信仰的认真及对圣经的 热爱而深深感动，也得知有不少信友每天抽出一小段时间作家庭读经，让圣言成为家庭生活的指南及日用粮，值得敬佩效法。

    自从联合华语圣经协会成立之后，(注十二)各地热爱圣经的华人教友可透过定期聚会及书报刊物的交流增加彼此勉励，分享圣经心得，圣经灵修及圣经牧民经验。 还有，由教廷传信部海外华人牧民部由千禧年开始定期举行的全球海外华人福传牧民会议，虽不常以圣经为主题，但也是一个体验来自不同地方的华人读圣经的好机 会。至今为止的两次会议都强调圣经对华人福传及灵修的重要性。

    另一个不容忽视 的事实，是圣经也在中国教会之外「行走」及「成长」。早在二十世纪初，圣经在我国文坛及思想界已不陌生，有关于圣经及基督宗教思想对五四运动时代及整个二 十世纪前半部的中国文学影响已有充份的专题研究。(注十三)二十世纪后半叶共产党当政，在压抑宗教的无神主义下，圣经的魅力仍在暗暗发散，吸引着寻求精神滋养的知识分子及人数渐增的「文化基督徒」。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大陆提倡促进精神文明，不少大学开始设立专门机构，作宗教研究，对那长久深远地影响了西 方文化的基督宗教圣经尤为着重，(注十四)也出版了一些介绍圣经及释经方法的书籍，又陆续翻译了一些古今释经作品。这些学术性的研究，虽然还相当零碎干 枯，缺乏教会传统及神学反省的滋润，没有从信仰而来的融会贯通，但仍非常可嘉，值得鼓励支持。与这些教外学者交流，天主教圣经学者会得益不少，尤其在如何 把圣经带入中国文化这课题上，可得到宝贵的启发。在国内愈来愈多的教外学者诚意并严格地研究圣经，这也是圣经在中国「行走」与「成长」的印记。

在中国文化氛围下阅读圣经

    梵二之后，教友们读经不但更直接、更全面，在量方面更频密，也在质方面提高，对圣经的历史背景、文字、结构有更深的认识，也能进一步领会其内蕴。还有一个 显著的大跃进，是意识到圣经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圣经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文化传承过程的结果，是不同文化，包括犹太、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等地的思想模 式，习俗的聚汇点。成书后再继续向各国文化开放，无限度地延展。梵二以来对信仰本位化的理论及实践都很突出。有关圣经的渗入不同文化，宗座圣经委员会一九 九三年的文件「教会内的圣经诠释」清楚指出：「一篇文章的阐释往往取决于读者的关注和意向」，所以，本位化的努力不可间断。当提到一些福传工作只在萌芽的 国家时，该文件指出「传教士难免带回根植于他们本身国家文化的圣言，效令新的地方教会要以各种努力，把这属于异国文化的圣经转变成为一个更贴合他们当地文 化的形色」。(注十五)

    在亚洲各地，本位化促使圣经以一个新的姿态出现，亚洲基督 徒开始从一个新角度去发掘圣经的美妙，他们惊觉这书与他们的思维是多么接近。他们熟悉这书的叙述模式，打比喻的技巧，图像寓言的多采多姿，富诗意的祷词， 先知们的警世言论，智慧文学的箴言隽语；这都是他们传递经验和世话智慧的惯用方法。这种新发现的亲切感于一九九八年在罗马召开的亚洲主教会议中被进一步肯 定。主教们强调耶稣生于亚洲、长于亚洲，福音发源于亚洲土地，教会也在亚洲诞生，在亚洲开始发展。圣经的七十三本书，除了数封保禄在欧洲写的书信外，全都 在亚洲面世。圣经的思想结构、文学体裁、写作格调，基本上是东方式的。

    很矛盾，在耶稣出生的亚洲，时至今日，基督徒只占人口 的百分之三，是极少数民族，为何如此？各种政治、社会及文化因素非常复杂，不能笼统而论。不过，一般亚洲神学家都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天主教传入亚洲 各地之始，是以传递教理教义为主，崇尚理性。这与东方人的宗教情操及对神圣启示的冀盼有所距离，以致今日福音未能快捷地直捣人心。透过今日对圣经的新发现 及热忱，我们可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一起期望基督的福音「能在第三个千年在亚洲结出丰盛的果实」。(注十六)

    中国教会与其它亚洲教会无异，也期待着透过深入吸纳及活出圣言，教会能在中国扎根、茁壮，救恩的喜讯能给我国亿万同胞带来生命的满盈。为能达到这目的，教 会还需要在圣言本位化方面加倍努力。牧者及神学生都应增强中国文化修养，与研究圣经及各神学科目并步，务能成为有效媒介，使天主能以中国人的方式向中国人 说话。

     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关中国式的读经，虽然仍未出现一些全面性、系统化的 反省，但已有不少宝贵的提示及贡献，比如翻阅台湾辅仁大学神学院出版的「神学论集」，就有不少有启发性的释经文章，表露出一些中国人读经及释经的特征。也 有作者把圣经片段与一些意义或背景相关的中国典籍共读，相映成趣，发人深省。特别有意义的是房志荣神父及胡国桢神父以圣经的文学体裁与我国经典类型相比 较，把圣经文化与中国文化拉近，令中国人倍觉亲切。

    笔者亦曾在这范畴作了一点 反省，(注十七)指出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在诠释圣经时的一种独特触觉。比如，习惯认为「言有尽、意无穷」，习惯欣赏水墨画的「留白」，中国读者容易被 引领到文字和符号以外的意境及神韵，读经不只是「理解」更是「领悟」。又比如在解释古代典籍时，中国人十分着重前人的经验，孔子说：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七：19）。读圣经就如与历代信仰先祖相遇，「考究历代古人的智慧」（德三十九：1），因此读经时联想力也 强，能以经解经，找出其一贯之道，体验其万古常新之妙，就如耶稣在福音中把自己的门徒比作「一个家主，从自己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玛十三： 52）。又或中国人喜欢背诵经典，把圣经金句「默存于心，反复思量」（路二：19、51），在适当时从中的宝库涌出，成为「步履的明灯」（咏一一九： 105）。这都是一些点点滴滴的零碎反省，但足以令人兴奋欢欣。天主曾对以色列民说：「这话离你很近...」（申三十：14），祂也可同样对我们中国人说 祂的圣经，乍看与我们相距很远，其实不然，很近、很亲切。

    在学术研究方面，还 有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创举，就是二零零四年首次举行的全球华裔不同基督宗教的圣经学者聚会，题目是： 「今日及将来的圣经研究」，聚会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五十位来自世界各地及不同教派的圣经学者共聚交流，内容非常丰富。研讨会是国际性、大公性的，参与者 的共同特征是大家都是圣经学者，大家都有华人血统、华人文化，大家都想出力，使圣经能在中国广传。经过首次聚会后，参与者都一致赞成建立一个联络网，并以 后定期在不同地方举办研讨会。

    这些学术性的研究及讨论，能使圣经与中国文化互动互通。除了在学术层面外，在牧民、灵修、教理讲授、讲道及圣经分享各范畴。热爱圣经及对圣经有深入认识的中国人，都会自然地寻找及应用适合中国人的方式，把救恩的喜讯传给自己的同胞。

一个圣经图像

    众所周知，圣经的语言风格不以理论为主，却多应用比喻、图像、象征来劝谕、宣布、鼓励、表达关怀爱护。在此，我想把一个圣经片段，一个寓意性的图像，放在读者面前，愿大家从中得到启发。

    耶稣复活那一清早，一群妇女急急上路。她们小心翼翼地捧着买好的香料，预备敷抹耶稣的遗体。耶稣死时，刚是安息日开始前数个小时，所以他的葬礼很急促草 率。他的遗体只简单地被殓布裹好，放入一个岩石凿成的墓穴里，用一块大石盖住。妇女们细心、又热爱耶稣，不忍心让他的躯体这样冷清萧条地躺在墓穴，所以安 息日一过，天还未亮，她们便迫不及待地来扫墓，并带上在殡葬礼时必用的香料。

    一路上，她们心情紧张、又悲伤、又迷惘、又害怕。除此之外，她们还有一个实际的问题要解决：坟墓被一块巨石盖住，她们不能把它搬开，又不知找谁帮忙，一路 上，她们的忧虑愈来愈大，彼此询问： 「谁会为我们从坟墓门口滚开那块大石呢？」（谷十六：3）。她们与耶稣有一石之隔，但如何超越这障碍？

    事情的演变远超过她们所能预料，一接近墓穴，她们便发觉原来大石已被搬走，她们的忧虑全属多余，连她们小心预备的香料也毫无用处。墓前有天使向她们报告：耶稣复活了，随后，耶稣还亲自显现给她们（玛廿八：9-10）。

   「谁为我们滚开那块大石？」这个问题，耐人寻味，也可应用在我们读经的努力上。有时我们也会觉得与耶稣有一石之距，二十个世纪的历史把我们与他分隔，思想 模式的不同，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各种差距，使我们觉得好像无法走近他、接触他。觉得这纳匝肋人耶稣，可远瞻而不可近看，他所显示的天主，可崇敬但不可 亲。我们知道在福音中可读到耶稣的生平，听到他的宣讲，投入他的思想情怀，但偏偏那本厚厚的圣经就好像一块沉重的石头。有很多生涩的字眼，难明的章节，不 易把握的思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片段，莫名其妙的描写，不知所谓的图像，不清楚的背景，这一切都会令我们却步不前。谁为我们滚开那块大石？我们决意 去求助，好能越过这障碍，得见石头后面的耶稣。我们去参与神学或圣经课程，找注释、觅导师、下苦功。这番努力自然值得赞赏，也是必需的，但别忘记，我们找 的不是一具需要敷抹的尸体，而是复活了的耶稣。圣经中的耶稣不只是一位二千年前活过的伟人，他现在仍与我们同在。圣经中的天主不是一位在远古曾帮助过以色 列民的天主，而是现在还在掌管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还不断行奇功异事的宇宙主宰。我们读经不只是要寻找祂，也是祂要寻找我们；不只是我们想聆听祂；也是祂 想向我们发言，向我们示爱，不论我们属于什么文化、语言、种族、国籍。不用太担忧搬开大石，祂会超越大石，超越文字的艰涩，和我们相遇，与我们交谈。

注释：

一‧ "Scriptura cum legente crescit", Gregory the Great, Moralia 20, 1 (CCL? 143A,1003).

二‧ 按圣经公会（Bible Society）的最新统计，圣经已被全部或局部翻译成2,303 种文字。

三‧ N. Frye, 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London, 1982.

四‧ 参阅N. Standaert, The Bible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in I. Eber - S.K. Wan - K.Walf, Bible in modern China.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Monumenta Serica, Sankt Augustin, 1999, 31-54.

五‧ 天主的启示宪章2。

六‧ 天主的启示宪章21。

七‧ 天主的启示宪章6。

八‧ Gregory the Great, Registrum Epistularum V, 46.

九‧ Origen, Homilies on Leviticus IV, 1.

十‧ 庇护十二世，《圣神默感》通谕，1943。

十一‧ 天主的启示宪章12。

十二‧ 联合华语圣经协会（United Chinese Catholic Biblical Association）于1990成立，联系香港、澳门、台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澳洲等地圣经牧民工作者。至今已举办了七次大会，最后数次还争 取到大陆代表参加。联合华语圣经协会出版一本季刊「融」。

十三‧参阅杨剑龙 (Yang Jianlong), Die christliche Farbung der Erzahlliteratur der 4.-Mai- Bewegung, in R. Malek (ed.), "Fallbeispiel" China. Okumenische Beitrage zur Religion, Theologie und Kirche im chinesischen Kontext, Sankt Augustin, 1996, 165-175; L.S. Robinson, The Bibl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in Bible in modern China, 237-278.

十四‧ 参阅M. Nicolini-Zani, L'"Accademia" cinese e la cultura cristiana: luoghi e tendenze dell'attuale ricerca sul cristianesimo in Cina, in P. Siniscalco (ed.), Cristianesimo e storia. Rapporti e percorsi, Ed. Studium, Roma 2002, 171-198; 梁工 (Lian Gong), Twenty years of Studies of Biblical Litera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76-1996), in Bible in modern China, 383-407.

十五‧教会内的圣经诠释, 4b。

十六‧「教会在亚洲」。

十七‧参阅高夏芳，「在中国文化氛围下阅读圣经，第五届世界华语圣经研讨会实录」，新加坡1998。